生活新报网:热门大瓜51吃瓜黑料-网爆黑料吃瓜在线-立足自身、积极展开学术对话——《居乡怀国》读后
三十多年前，著名学者刘东教授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中提到：“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正是在这样富有情怀的学者和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许多海外中国研究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使得国人能够足不出户便领略到海外汉学家的风采。于是国人阅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海外中国研究著作，黄宗智的“内卷化”、彭慕兰的“大分流”、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学说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甚至影响着国内学术的研究。
随着我们大量引进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对海外学者的研究理路和范式越来越熟悉的同时，如何与其进行积极对话，并对其研究进行认真反思，是摆在广大中国学者面前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的提出及其在北美宋史学界的影响
“南宋精英地方化”是由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肇始，经其弟子韩明士（Robert Hymes）完善提炼而成的。1982年，宾州大学教授郝若贝在《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长文《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该文在柯睿格（Edward Kracke）、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等学者对中国科举和农村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数字和比较研究，对公元750年—1550年间的中国历史变化做了高度概括，指出从唐到宋，主要统治阶层由唐代的世袭精英阶层发展为北宋的职业精英（官僚）阶层，再到南宋的地域精英（士绅家族）。（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郝若贝教授的这篇文章深刻影响了北美宋史学界日后的发展，“使宋史研究焕然一新”（[比利时]魏希德撰，高青译，马小鹤校《北美的宋代研究》，载《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郝若贝教授的文章从宏观上勾画出唐到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脉络。1986年，韩明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政治家与士绅：南北宋江西的抚州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以下简称“政治家与士绅”）一书，通过具体研究，论证且深化了郝若贝的观点。韩明士教授在书的开篇便坦诚他的写作目的就是对郝若贝教授关于传统中国中晚期历史转型理论的实证研究与深化研究，于是他在继承郝若贝教授观点的基础上，以南宋江西抚州的精英阶层为具体研究对象，从抚州精英家族的起源、南北宋时婚姻模式变化、家庭策略的转变、参与地方防务、社会救济、宗教生活等方面，非常详细具体地呈现出南北宋抚州精英的变化，进而指出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变化。在书中，韩明士教授围绕精英讨论了三个主题，其观点大致包括：北宋时，抚州精英的家庭策略或者说关注点在中央朝廷。南宋时，抚州精英的家庭策略已经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呈现出“地方主义”倾向；南宋抚州地方政府权威衰落，政府在许多地方事务中退缩，伴随着这种退缩，抚州精英们逐渐填补了这些权力空白；精英与国家“分道扬镳”等。正是通过韩明士教授的充分论证，才使得之前更多带有假想性质的郝若贝的观点落到实处。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韩明士主要讨论的是南北宋精英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态度取向等，所以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观点逐渐被简化为“南宋精英地方化”。
《政治家与士绅：南北宋江西的抚州精英》（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政治家与士绅》出版后，得到北美汉学界的好评，并获得当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该书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迅速为后来许多研究宋史的北美学者所采用，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宋朝区域史的研究著作，比如柯胡（Clark,Hugh）的闽南研究、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婺州研究、苏基朗（Billy K. L. So）的泉州研究、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吉安研究、李锡熙（Sukhee Lee）的明州研究等等，这些成果显然都受到韩明士抚州研究的影响。而《政治家与士绅》一书中形成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观点，更是直接影响到欧美学者对宋史的认识，就像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所说的，韩明士的论点已经是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欧美学者们在使用韩明士“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进行修正、补充。比如包弼德教授出版于1992年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柏文莉教授出版于1998年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李锡熙教授出版于2014年的《权力协商：12—14世纪中国的国家、精英与地方治理》（Negotiated Power: The State, Elit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China）等。另外，近些年海外宋史学界兴起的宋人书信与信息沟通研究，让学者们意识到，南宋精英同样十分关注朝廷事务。
面对学界的质疑、修订，在2015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宋代史》下卷中，韩明士教授在自己撰写的“宋代社会与社会变迁”（Sung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一章中，比较详细地回应了学界对其南宋精英地方化观点的质疑。
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美宋史学界在使用“南宋精英地方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并修订这一观点。
中文学界的回应
相比于西方汉学界热火朝天地讨论“南宋精英地方化”，并积极地通过具体研究来对这一论点进行修订批评，中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明显相对沉寂。郝若贝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三十多年后才有中译文（目前该文有两种中译本：林岩译《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变》，《新宋学》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易素梅、林小异等译《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收入单国钺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75-246页。据译者注，本译文的初稿是200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宋史方向研究生集体翻译的成果）。可能由于翻译过迟，国内学界的关注点已经转移，所以郝若贝的文章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讨论与重视。相比于郝若贝文章遭到的冷遇，中文学界对于韩明士著作《政治家与士绅》的讨论明显更积极，但主要限于书评形式（如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地方史”研究方法与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653-672页；魏峰《宋代社会的理想化分析——评韩明士〈政治家与士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鲁西奇《“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读韩明士〈官僚与士绅〉》，《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周鑫《韩明士：〈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遗憾的是，由于该书至今尚未有中文版，许多读者对该书的了解可能仅仅是通过中文书评，缺乏更直接的阅读体会。在众多书评中，包伟民教授发表于2005年的书评“通过文献记载、个案典型性与长时段考察方法等方面的考察，认为韩著存在明显的论证失误、论证对象典型性欠明确、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一些长期性趋势认识不足、全局观察欠缺等问题，因此他的结论尚需进一步论证”。可能是受到包伟民教授书评的影响，国内宋史学界对韩明士“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兴趣缺缺。不过在欧美学界，它仍然不失为一种颇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论点，比如包弼德教授在2022年出版的《志学斯邑：1100~1600年间婺州士人之志业》（Localizing Learning :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 1100–1600）一书，读者仍能从中看到韩明士论点的影响。
《志学斯邑：1100~1600年间婺州士人之志业》（ Localizing Learning :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 1100–1600）
我们看到，中文学界虽然已经注意到“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在海外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给予了一定关注，但可能除了包伟民教授的书评外，并未有针对性地对这个论点进行细致检讨。在这种情况下，长庚大学讲座教授黄宽重先生于2023年出版的《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台北三民书局繁体字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简体字版，以下简称《居乡怀国》），通过对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具体研究，用数十万字的篇幅直接回应了“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是近半个世纪后，中文学界对韩明士论点非常难能可贵的直接对话与反思。
《居乡怀国》展开的学术对话
黄宽重教授常年浸淫宋史特别是南宋史研究，成果丰硕，本书的写作在其学术生涯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据黄宽重先生自言，“四十年前，受刘子健教授的启发，便留心刘宰与乡居士人这个题目。直到退休前，希望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集中心力研究此专题。不想从计划开始到书稿完成，又经历了六载岁月”（后记， 第422页，以下页码均为简体字版页码，不再另行说明）。
黄宽重《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出版
充裕的写作时间可以更从容地打磨这个题目，而作为国际知名宋史学者，黄宽重教授视野开阔，与海内外宋史学者交流频繁，这使得他在写作《居乡怀国》时能够及时与海内外学者切磋。在写作过程中，黄宽重教授“赴香港、杭州、东京，向海内外同道报告计划和书稿内容，听取建议，以为修订参考……在撰写各章内容时，更不断和朋友讨论、请教。经多次修改议题，多番更动文稿，最终才得以现今面貌呈现”。而促使黄宽重教授“将本研究所提的若干看法，凝成与欧美学友对话的议题”，就是接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王锦萍教授的建议。（第423页）
就是这样一部厚积薄发的著作，所以《居乡怀国》甫一出版，便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多篇书评刊发，对其内容、写作方式、学术价值等多有精妙阐发（如黄纯艳《“通过士人重新理解宋朝”——黄宽重〈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读后》，载黄纯艳《华夷·海洋·财政：宋代中国的内与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潘仕奇《黄宽重〈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评述》,《新宋学》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此处不再赘述相关内容，仅从与海外学术对话的角度进行讨论。
我们看到，欧美学者在讨论“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时，基本上都是模仿韩明士教授《政治家与士绅》一书的写作模式，即选取宋朝一个具体区域（如婺州、明州、泉州等），举若干例子，从南宋士人的婚姻、家族、交游等方面进行讨论，这种写法的优点是容易与韩明士著作中提出的各种观点进行直接对照，让读者很清晰地看出自己与韩明士观点的不同之处，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就是容易陷入韩明士的思维套路中，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一些其他应该注意的问题。
《居乡怀国》没有采取区域史写作的套路，而是采用中文学界更为传统的人物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南宋镇江的乡居士人刘宰为切入点，通过对刘宰文集《漫塘集》以及相关史料的细致爬梳，“运用严谨的实证方法，具体描绘出宋代以至明清‘乡绅’如何以社会领袖的角色，作为官、民两个阶层的中间媒介，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的著作”（《居乡怀国》斯波义信序）。虽然只是写刘宰一人，黄宽重教授却将其放置在镇江当地社会中进行观察，刘宰的家族、乡居事业、与当地其他人的关联等等，涉及的面很广，可以说海外学者讨论“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时关注的点黄宽重教授都通过刘宰展现出来，而且讨论得更加深入全面。很明显，黄宽重教授是在充分发挥了自身学术特长的基础上，与海外学者进行直接对话。
黄宽重教授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笔触，让我们看到，刘宰虽然身居地方，却自始至终对南宋朝廷的内政外交等事务十分关注，他不仅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朝廷消息，还对朝政加以评论，甚至主动进言献策，表现出积极的参政意识，本书的书名“居乡怀国”很好地概括了刘宰的这种特点。读完该书，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与韩明士教授提出的南宋士人更关注地方的看法不同。虽然《居乡怀国》只描写了刘宰一个人，但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我们看到，类似的南宋士人还有很多。
《居乡怀国》除了与“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进行对话外，黄宽重教授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南宋地方社会的看法，即政治力与社会力共塑基层社会。用黄宽重教授的话来说：“南宋基层社会的建设与活动，是由士人形成优势群体后聚集而成的社会力，与代表国家的地方官府的政治力相互合作、共同塑造的成果。”（第297-298页）这个观点有力地解决了“南宋精英地方化”遗留的问题，即如果南宋士人并没有与国家“分道扬镳”，国家也没有在南宋时从地方“撤离”，在地方社会上，究竟是何种力量在发挥着作用。李锡熙教授在《权力协商》一书中已经初步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地方士人与国家携手合作处理地方事务，但并没有进一步的总结提炼。《居乡怀国》则更进一步，将这一看法予以推进。
考虑到南宋疆域辽阔，各地区情况不同，黄宽重教授指出，“南宋士人群体对社会的关怀以及致力于改善基层环境的目标，具有全国的一致性；却也因国家疆域辽阔，区域间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存在落差，各地士人所推动的各项建设与促进乡里认同的活动内涵亦有所不同”（第305页）。“区域之间客观条件差异造成的影响仍然明显。”（第304页）
黄宽重教授在《居乡怀国》中提醒读者，刘宰既是南宋士人的典范，也是南宋士人的特例，镇江社会既有南宋社会的共相，也与其他区域存在显著落差。只有深入地探寻士人、地方、国家间的折冲与协作、差异与共相，才能求得对南宋社会更切实的认识。这种认识，无疑比单纯的“南宋精英地方化”更加复杂，可能也更贴近历史的真相。
1929年，陈寅恪先生写诗赠给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体现了陈寅恪先生强烈的学术紧迫感和使命感。如今前往东洋、西洋求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国人依然络绎不绝，不过大家可能已经没有了陈寅恪先生那种沉重的学术压力感。但在面对不断推进的海外中国史研究时，国内学者除了要埋头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还要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看外面的研究，并积极与海外学术论点展开对话，做认真的检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推进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黄宽重教授的《居乡怀国》在与海外学术对话方面很好地走出了这一步，为国内宋史学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具有引领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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