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美国的解放日”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着一个写满了“对等关税”的牌子，向全世界发起了贸易战，并傲慢地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报复，否则将受惩罚”。此后，中国是唯一一个针锋相对反击特朗普关税霸凌的国家。
为了让美国看在盟国的面子上尽快取消关税，日本政府两次派代表团去华盛顿磋商，却无功而返。中国的谈判代表团没有去华盛顿磋商，而是在中立的瑞士与美国进行谈判。结果特朗普政府同意把从“解放日”开始累积的高达125%的对华关税降到10%。显然，在中美贸易战的第一回合，特朗普眨眼了，中国先胜一筹。
《华尔街日报》在5月12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称，特朗普急急忙忙把刚盖好的关税墙拆得就剩10%的地基，显然是“投降”而不是“胜利”。但是任何评论与现实，都不妨碍这位“交易大师”向全世界宣布这是一个“伟大的交易。”
特朗普把关税当成治国神器，不断挥舞大棒向中国施压，源于他和他的团队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错误理解。他们对中国产品是如何进入美国的市场，“Made in China”为何在美国所向披靡的看法，依然停留在化石时代。在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的镜像中，美国就是一个怀揣5000亿美元的土豪采购商，中国则是一个产能过剩，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焦虑的供应商。因此，美国可以随便以关税的方式索取回扣。它高兴了就要10%的回扣，不高兴了，就把回扣的比例提高到54%；因为中国忽视了美国的警告，拒绝了这些无理的要求，它就恼羞成怒把回扣提高到125%，幻想中国不仅会把货白给美国，还要再倒贴25%。这样的思维显然是错误和愚蠢的。
中国产品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并被美国消费者喜爱，是因为中国企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Made in China”是沿着全球价值链顺利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多美国跨国公司就是构造和运作这些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则是这些全球价值链的合同制造商和组装商。中美企业在每个产品的价值链上分工明确：美国的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在美国的营销。中国的企业负责把产品制造好，组装好。
美国的企业负责把这些产品卖给美国的千家万户，并不停地通过技术革新、产品设计革新、以及扩大销售网络，来刺激美国人的需求：让美国消费者觉得5双耐克鞋不够，需要10双；2个布娃娃不够，需要30个；不用最新的iPhone就是不酷，赶不上潮流，不好意思出门见朋友。中国的企业则负责投资扩充产能，满足不断被美国企业刺激的需求。这就是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中国对美出口的实质。我在《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因此，当特朗普把对华关税增加到125%，首先尴尬的是美国的苹果公司。在郑州组装好的iPhone是苹果公司的产品，苹果公司不可以因为这些产品的关税是125%，就拒绝接受这些产品，然后改卖三星在韩国制造的手机。美国运动鞋老大耐克公司在中国有100多个合同加工厂，耐克公司也不可以因为125%的关税，违约抛弃订单向日本的ASICS求救，改卖日本制造的ASICS运动鞋。
美国零售业龙头老大沃尔玛在中国有5万家合同供应商，为它制造“Made in China for Walmart”的产品。这些中国企业每年销往美国的几百亿美元的产品，是通过沃尔玛在美国的450家零售门店卖出的，而不是像《推销员之死》中可怜的米勒，挨家挨户敲门向消费者兜售产品。特朗普可以轻松地说：“美国的孩子没有必要有30个布娃娃，2个就可以了。”但是，沃尔玛不可以告诉它的股东，因为关税太高，沃尔玛没有必要每年在美国卖4420亿美元的货物，只卖它的十五分之一就可以了。
1990-2018年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它把中美企业捆在一起，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一局面在短期无法改变，也许在长期可以改变。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因此，当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导致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成本暴涨，或者订单下降时，首先伤害的是以中国为组装和制造基地的美国的企业。它们或者无货可卖，或者要支付高昂的关税成本。全球价值链就像一把看不见的回旋镖，让美国企业也成为特朗普关税的牺牲品。为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特朗普不得不拆掉自建的关税墙。
